对话人： 人民日报评论员何鼎鼎 、解放日报评论员朱珉迕

　　何鼎鼎：“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”正式实施，对垃圾分类有明确要求。智慧垃圾分类怎么样?垃圾分类对于减少废物和绿色开发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，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新事，也是一件“麻烦事”。许多城市现在都在关注像上海这样的公共政策如何能够顺利开展。
 

　　朱珉迕：良好的公共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有一个长期的准备和多方面的努力。虽然今年正式推出，上海人对废物分类的概念并不陌生。概念输入和价值宣传已经进行了多年;基层的大量试点和先进的社会动员为最终的政策实施奠定了基础。与此同时，更多的人感受到“垃圾围城”的风险，这加速了垃圾分类概念的接受。尽管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制定过程和形成共识的过程。

　　何鼎鼎：有人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要僵硬又要软。软性意味着政策形成过程应该被吸收和接受，并且应该逐渐向公众提供。在进步过程中，有必要在推进过程中积极主动和决心。在重复和犹豫中消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。像垃圾分类一样准确的事情，以及在形成共识后要考虑的事项是如何在操作层面进行实际操作。

　　朱珉迕：这涉及精细化管理的主张。智慧垃圾分类怎么样?每个人都知道垃圾分类是一件好事，但从概念识别到行动实施，从理解到支持再到积极参与，仍然需要很长的过程，这会对精细化管理进行测试。例如，上海的相关部门经理建议不要一刀切，不仅要严格执行硬约束，还要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，实现“一个部门 - 一个计划”。 “;例如，因为目前潮湿的垃圾需要居民“打破行李”。为了防止居民弄脏手，一些街道在垃圾箱中配备了感应水槽。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。该政策的设计目的是比现实更加真实，并且可以用心和戒指来执行。

　　何鼎鼎：有细致的管理，才能有细致的分拣，这是两相呼应的。现在人们集中关心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前端分类的士气已鼓足了，后端处理的工作能否及时跟上?第二个，前期因新奇引发的热议终究会过去，垃圾分类如何从时尚走向日常?

　　朱珉迕：前端最重要的是避免“破窗效应”，这需要法律刚性执行，立好规矩、养成习惯、树立风气;后端处理最重要的是避免“前端分类后端混运”现象的发生，确保公共治理的公信力。同时，也要更开放包容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。许多公共事务都是如此，短期行动容易，长效推进不易。要形成真正的“长效机制”，还是要充分考量行政成本、社会成本，在成功动员后让社会自身顺畅“跑”起来，也只有这样，一时而起的“兴奋劲”才会内化为持久的习惯。

　　何鼎鼎：没错。只有让社会自身“跑”起来，才能让垃圾分类成为新的时尚。上海有一条措施，在我看来可能会有根本性作用，那就是中小学将垃圾分类作为“开学第一课”，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。孩子最认真，而参与又是最好的教育，能从小养成分类习惯，在家庭内部形成孩子监督家长的良好氛围，就能让一项政策真正扎下根。

　　朱珉迕：在执行过程中，不理解的声音多少也有，关键还在于解释好政策的“成本收益曲线”：不分类，眼下轻松，但长期的生态环境、土地资源成本不可估量，这种成本一定是全社会共担的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像垃圾分类这样的公共政策归根到底是一种有关发展的“核算”：怎样的投入是有效的?怎样的前后端分工才能产生“正效应”?怎样能让社会成本最低?智慧垃圾分类怎么样?为此，上海仍在继续摸索。一次2000多万人参与的实践，必定会为全社会带来生动一课。